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一所高校跻身世界一流，而燕京的顶尖高校却年复一年地享受着这样的豪横待遇。

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累积下来，那就是数千亿的投入。

有了这样的资金支持，任何学校都能摇身一变成为科研圣地。

燕京的“壕气”远不止清华北大，还有燕京理工大学、燕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华国科学院大学……这些学校的年度拨款同样动辄超过上百亿元，共同构筑了燕京作为全球科研重镇的坚实底气。

当然，所谓的豪横也是相对的。

1986年的华国，科研经费的标准普遍偏低，远无法与40年后的水平相比。

国内高校一个普通课题组的年度经费可能只有几万元，虽然裴瑜还没这个资格，不过客观上来看，以现在的物价和学术环境，存款里躺着的60万元几乎相当于一个小系的预算总和，足以让她组建一个像模像样的经济学课题组了，还能订阅一批外文期刊，甚至支持多次跨省市的实地调研。

她的60万元虽然在国内堪称巨款，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，仍然显得捉襟见肘。

欧美大学的经济学课题组动辄有数十万美元的经费，配备这个年代最先进的计算机、专职数据分析师，甚至能直接购买商业数据库。

即使到了21世纪初，华国的师均研究经费仍然难以追平欧美顶尖高校，更不用说1986年这个科研资源匮乏的年代。

现在的国内高校，计算机还是稀罕物，数据分析大多靠手工计算，国际交流更是凤毛麟角。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裴瑜所学的经济学不像工科那样，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或大型实验室，但即便如此，经济学研究也绝非零成本。

在80年代，国内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，数据资源匮乏，计算工具落后，研究方法也相对单一。

想要做出一篇像样的论文，研究者往往需要亲自跑遍图书馆，翻阅堆积如山的期刊和统计年鉴，手工整理数据，甚至还得靠信件与国外学者交流，获取最新的理论动态。

这些工作不仅耗时耗力，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，从差旅费到资料复印费，从订阅外文期刊到参加学术会议，每一项开支都在考验研究者的钱包。

更不用说，经济学研究的深入，往往离不开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。

要研究80年代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效果，研究者可能需要深入乡村，挨家挨户收集农户的经济数据。

要分析国企改革的得失，可能得跑遍全国的工厂，采访管理者、工人，甚至翻阅地方政府的档案。

这些调研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、甚至给受访者的“辛苦费”，都是不小的开支。

而如果研究涉及国际比较，比如对比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，研究者还得订阅昂贵的英文期刊，参加国际会议，甚至出国访问，这些成本更是成倍增长。

裴瑜穿越到80年代，虽然带着21世纪的知识优势，但她的经济学研究要想在北大站稳脚跟，绝不能仅靠“后见之明”。

要将未来知识转化为80年代的学术成果，她需要很多资金、数据、工具，以及与同行交流的机会。

北大的经济学系虽然是国内顶尖的学术重镇，但现在的科研条件远不如后世，研究经费有限，数据获取困难，计算机还是稀罕物，编程分析更是天方夜谭。

裴瑜必须想办法克服这些限制，找到适合这个时代的切入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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